映象新闻

人民不可因政府之权力集中，而误会政府为法西斯化，独裁化，而妄加反抗。

[125]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37]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19页。

[1]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77]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福山本是经验主义者，其之所以得出历史终结论是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现在又在历史并未终结的事实面前以所谓大历史的视野来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未来的检验。事实上，以党代政或者党政不分的对立面是党政分离，在党政不分与党政分离之间有党导政。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基础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并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

党导民主制和党争民主制的集权和分权是相对的：党导民主制是一头（领导党）集权，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工来分权。[94] 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2、45页。[7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1] 施特劳斯学派的重要成员凯瑟琳?扎科特和迈克尔?扎科特认为媒体夸大了施特劳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民主政权的统治能力主要是体制能力，其次才是首脑能力。两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绝对上风。8.1 福山的转变 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过去的执政党不一定是现在的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党也不一定是未来的执政党，这导致党政分离是必然的，党国分离也是必然的，军队不可能是某一个党派的，司法不可能是某一个党派的，因此，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顺理成章。[131] 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131页。

也就是说，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阶段。[2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67] 本文关于现代性的划分参考了施特劳斯的划分，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区分为三波：第一波现代性、第二波现代性和第三波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程蓬如译本采取直译，译文比较拗口。[121]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53页。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领导权是决策权，管理权是执行权。[111]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0-291页。

[45] 众意应该是部分人意志的普遍化，而非部分人意志的相加或总和。然而，人们常常不切实际地矫枉过正，将党政分开理解成党政分离，进而倡导党国分离，甚至于罔顾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规律否定中共的领导。

现代化瓦解了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关系，从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转变到工业社会中的互赖关系。[90] 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年版，序1-2页。[8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40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立宪党导国体制将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权纳入统一的宪治轨道。适度赋权可以避免暴政的产生。[5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 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 页。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是适度集权的体制，必须是积极有为的政府，然而这种集权不是个人的集权，而是制度化的集权。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

[100] 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10-11页。现代化是认知上的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

宪法必须被信仰，否则我们永远没有法治。党争民主制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上，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来确立政府，政党通过竞争获得政权。

同时，党应该是民主的党，国应该是民主的国，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形成民主的党导国体制。正如新生婴儿从母体中出来，分开是理所当然的，但新生婴儿与母亲之间不可能分离，而是亲密联系的。……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136]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简称为党导民主制。立宪党导民主制的价值正是共同自由，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体的自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9]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适度赋权论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相结合、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相结合、欲与不欲相结合此外，一些体系化程度更高的著作也得到了译介，例如阿兰·艾德斯与克里斯托弗·N·梅合著的《美国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一书[177]，以导论、程序、限制、分论的形式进行体系性建构，配合传统的案例解析，阐释美国宪法的基本权利理论，其阐述方式颇为适应我国大陆法传统的思维。

[96]而在现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层面上，还有学者将基本权利划分为人的生命与尊严、平等权、参政权、表达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文化教育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监督权与请求权共九大类，其中每一项基本权利又具体分为若干不同的权利形态，构成完整的权利体系。[61]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证收权的宪法限制》，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96] 参见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页。3．生命权研究 生命权作为人之为人存在的逻辑前提，集中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120]是学界关于人的尊严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所谓生命权，有学者指出，该权利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安全的权利，它是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的权利。有学者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框架体系的搭建，从基本权利的法律与文本地位、规范与结构、分类、主体与效力、限制、冲突与竞合、国家保护义务、救济等八方面入手，以纯粹法学方法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基本权利的各项原理和规范体系[95]。

[155] 4．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 基于基本权利对于公民的极端重要性，学界普遍认同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应当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因为如果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处置不当，它很容易就会成为公权力机关践踏人权的合法武器[156]。[198]此外，在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存在大量与基本权利相关的争议，这也应该是基本权利理论研究所致力的领域[199]。

王月明：《公民监督权体系及其价值实现》，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谢立斌：《论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